“恢复性司法”的颠覆性价值

【摘 要】二十世纪90年代，“恢复性司法”在世界数十个国家方兴未艾，其魅力在于独特的预防犯罪的功能。现代“恢复性司法”认为，传统的司法程序完成了对犯罪者生命、自由和财产的剥夺，以及对被害者经济的补偿，甚至将精神补偿物化为金钱偿还给被害者，但有一种无形的、却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无法补偿，那就是犯罪行为对“社会或社区人际和谐与信赖关系”的破坏，在物化了的刑罚之后，恐惧、怨恨、仇恨、敌意依然伴随加害者和被害者，以及他们的家族，这种无形的破坏甚至可以蔓延和遗传，恢复性司法的目的是修复被犯罪破坏了人际关系。研究表明，只要犯罪者真心忏悔，被害者的宽恕，在加害者与被害者双方自愿的前提下，可以跨越犯罪类型，修复犯罪行为对人际和谐与信赖关系的破坏，在预防重新犯罪，特别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方面具有显著效果。

【关键词】：恢复性司法  未成年人  犯罪预防

二十世纪90年代，“恢复性司法”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世界数十个国家方兴未艾，仅欧洲就产生了500多个恢复性司法计划，1999年7月，联合国做出了《制定和实施刑事司法调解和恢复性司法措施》（又称26号决议）；2000年7月，维也纳第十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上又通过了《关于在刑事事项中采用恢复性方案的基本原则》，两个文件都强调“恢复性司法”是未来司法发展的主体。那段时期，正值我在国外攻读法学博士学位，“恢复性司法”成为犯罪学课程中的热议话题，其中讨论最多的是恢复性司法的适用范围，即适用于特殊的年龄群体还是不分年龄具有普遍适用性。

一、跨越犯罪类型

清楚的记得在一次博士课程的研讨课上，我与台湾留学生就“恢复性司法”适用的违法犯罪类型争得面红耳赤，台湾学生认为 ，“恢复性司法”具有普遍适用性，而我反对，认为它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，至少在杀人、强奸等暴力犯罪类型中无法适用，争论的结果以指导教授支持我的观点而告终。但是，最近在对黑龙江省未管所的一次调研中，让我对十年前的主张产生动摇，以下是这次访谈内容：

小C初三学生，班干部，体育委员，开学初交学费，担心校内和学校周边秩序混乱，学费被抢，便随身携带水果刀防身，交毕学费上厕所，因误认为高年级同学的自语是与其对话，搭腔后发生口角，高年级同学愤然离去。随后，叫来两位“哥们儿”持锹拦截，小C见势逃跑，三人穷追，小C掏出裤兜里的水果刀，转身刺向追来的学生胸部，至鲜血喷出，其他两人吓呆止步，小C也面如土色，慌忙给班主任老师去电话，“老师，我犯了不可饶恕罪错!”在老师指导下，他拨打120，将高年级同学送往医院，后因流血过多，抢救无效死亡。小C因此叮当入狱，在未管所里，小C极度忏悔自己的行为给被害者家庭带来的不幸和痛苦，他不停地给被害者的父母写信，企求宽恕，表示后半辈子愿当牛做马，偿还因其鲁莽带给他们的丧子之痛，甚至提出去做他们的干儿子，为他们养老送终。认一个杀害自己亲儿子的人做干儿子，这不符合情理，也不符合逻辑的，寄出去的信后，自然石沉大海，但小C没有放弃，依然不停地写信，终于在两年后，对方的父母回信了，并答应到未管所来看望他，见面的那天小C长跪不起，两家人哭成泪人……在我访谈小C时，他显得很轻松，告诉我对方父母已同意了他的请求。

一个看似不合情理、不合逻辑的事情，在小C持之以恒的忏悔中变成了现实。由此也动摇了我对“恢复性司法”不适应暴力犯罪的主张，只要犯罪者真心忏悔，加害者与被害者双方自愿，犯罪类型不限，都可以通过“恢复性司法”达到修复社会关系之目的。当然，这不是一个典型的“恢复性司法”的案例，因为缺少调解的第三方，但却是“恢复性司法”追求的最终目标。

二、犯罪预防的特殊功效

关于“恢复性司法”的群体适用范围，博士课程的研讨会上，我主张它更适用于青少年违法犯罪群体，因为这一群体的违法犯罪与其生理、心理、规范意识发展的不平衡关系密切，其违法犯罪特点为偶发性、激情性、可塑性、主观恶意不深、反社会意识弱等，通过教育、训诫、反省和心理治疗，易萌发内心的忏悔，加之年龄小，容易得到被害人及家庭和社区的谅解，恢复性司法的“修复”功能明显，同时“恢复性司法”能够有效地平复青少年违法犯罪者的仇恨和复仇心理，降低重新犯罪率，上海小J的案例佐证了我的判断。

小J17岁，因参与团伙盗窃电动自行车，与其他两人一起被公安机关逮捕，移送检察机关，案件审理中，小J得知自己盗窃的一辆电动自行车是同楼居住的梅阿姨的财产，内心非常愧疚，一再表示，如果可能愿意当面向梅阿姨道歉，并忏悔自己的过错。为此，检察官试图尝试“恢复性司法”，与被害人梅女士商谈，起初梅女士不理解，认为自己先后有5辆电动自行车被偷，严重影响了工作和生活，给自己造成了较大的伤害。但经多次商谈，梅女士考虑到小J年轻，是个学生，既然知错，做长辈的就没有必要再记恨他。于是，同意检察官意见，与小J坐到了一起，他拿出认真写好的“致歉书”呈给梅女士，加害者与被害者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，梅女士表示：“他只要勇敢地站起来，还是好孩子。”小J经过“恢复性司法”和3个月的社区教育考察，综合表现良好，未再犯罪。

观察近十年来其他国家和地区的“恢复性司法”的实践，对未成年违法犯罪者的“恢复性司法”效果显著，在英国，警察设计安排入室入店盗窃的未成年人与被害者家庭和店长“对话”，并进行了持续三年的跟踪调查，发现“恢复性司法”实施组的重新犯罪率为26%，大大低于没从事“恢复性司法”组的犯罪率（40%）。在香港，将“恢复性司法”运用到中学普遍存在的欺辱行为的矫正上，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。由警察和教师组成的第三方，召集欺辱学生和被欺辱学生的“圆桌会议”，在两者之间建立对话关系，使香港校园欺辱现象大幅降低。

三、恢复性司法的颠覆性价值

传统的司法理念重视犯罪行为对被害人造成的有形损失，即被害者生命被剥夺、身体被伤害，以及财产和金钱被侵占，并试图通过第三方——国家强制性机器，达到“杀人者死”、剥夺犯罪者自由和财产，以及对被害者进行有形的补偿，达到惩治犯罪、平息民怨、预防犯罪之目的。

现代的“恢复性司法”理念对传统的报应刑理念和制度具有颠覆性的冲击，给我们了一个崭新的视角，并震撼着建立在“同态复仇”理念基础上的庞大的司法体系。“恢复性司法”强调，犯罪除了损害被害人的身体和财产外，还损害了一种无形的东西——“社会或社区人际和谐与信赖关系”。尽管司法程序完成了对犯罪者生命、自由和财产的剥夺，以及对被害者经济的补偿，甚至将精神补偿物化为金钱偿还给被害人，但是，有一种无形的、却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无法补偿，那就是犯罪行为对人际关系的破坏，在物化了的刑罚之后，恐惧、怨恨、仇恨、敌意依然伴随加害者和被害者，以及他们的家族，这种无形的破坏甚至可以蔓延和遗传，恢复性司法的目的是修复被犯罪破坏了人际关系。

“恢复性司法”的基本作法是通过“家庭小组”、“社区小组”、“受害者与犯罪者调解会议”等方式，在加害方与被害方之间建立对话关系，以犯罪者的忏悔，主动承担责任，被害者的宽恕、社会支持系统的恢复等，消除双方冲突，从深层次化解矛盾，修复已破损的人际关系，阻断仇恨和恐惧情绪的蔓延，避免和预防潜在的犯罪发生。“恢复性司法”坚信“过分的、有形的刑罚报应会带来犯罪的恶性循环”，而恢复性司法有效实施可以达到加害者（或犯罪者）人格的转化，阻断社会恐惧、仇恨和敌意持续蔓延，降低重新犯罪率，特别是在青少年犯罪的抑制与预防方面具有广泛的实用价值。

(原载于《青少年犯罪问题》